从王亚平兄的博客（野花与坟）上看到一篇好文章。愚以为是看过的写《集结号》的文章中最鞭辟入里同时又最痛快淋漓的一篇。只可惜这样有思想有见地有胆识有热情的好文章在我们的学术刊物或者纸媒上是绝对登不出来的。那就转载吧，虽然很长，估计到我这来有耐心全看完的人也凤毛麟角（我敢打赌他她们更喜欢看我之前贴出来的※ ※写给**的‘情书’），但能让一个人看到总也比完全没人看到要好吧。——北太西
在新的语境下重建我和党之间的“孤儿–母亲”关系
——从《集结号》看后极权主义的艺术创新
许允仁
在我的研究生的一再推荐下，看了最近的贺岁片《集结号》。在我的印象中，以往的贺岁片都是娱乐性的喜剧，而这次的却是充满教育寓意的正剧。当然，连在每天的《新闻联播》中都党旗飞舞，热衷于向人民推出各种道德楷模的精神氛围下，贺岁片由喜剧变成正剧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但是，我的学生对我说：这部电影虽然也是央视竭力推介的主旋律影片，却和以往的主旋律艺术不同，它拍得很好看，同时，揭示了一些以往的艺术所不敢触及的新东西。
看了电影之后，果然感触良多，以致于产生了暂停手上正在从事的研究，来写这篇影评的冲动。不过，就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人们在一部《红楼梦》中看到的只是他们自己想要见到的东西，我从《集结号》中看到的也正是自己在当下的研究中所关切的属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更准确地说，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人们通常称之为极权社会（或后极权社会）[1]的，由党国体制治理的社会，究竟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的精神关系的基础上的，以及在这样的社会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每个个体在精神上和人格上相应地完成怎样的成长？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整个社会在最基本的价值观上却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分裂和紊乱之中。执政党内当下的主流思潮倾向于认为，弥合这种分裂，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向应该是，不断地回溯到执政党早期的艰苦岁月，从而从党创建之初的政治信念和道德热情中去汲取精神力量，然后，用这种精神来教化整个社会。这种原教旨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路向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我们的文化空间中，原先早已沉寂的“红色经典”重新开始热播，各种“红色记忆”被再度挖掘，新一代主旋律艺术家们则顺势创造了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这样的“新红色艺术”，试图在一种新的审美趣味下，重现执政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时的艰难经历。《集结号》正是从这股艺术思潮中涌现的，同时，又将这股思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仅是由于相对而言，它在审美品味上更为现代和更加纯正，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思想上也更有深度，在这一系列艺术作品中，惟有《集结号》才真正触摸到了极权主义运动的灵魂，揭示了极权社会得以构成的精神逻辑。从这种意义上说，《集结号》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看作，“红色艺术”在我们这个后极权时代的新经典。
《集结号》继承了“红色艺术”的一个最核心的精神传统，并试图在某种更具现代性的语境中对其加以重建。对一个社会来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通过提供某种文化样式，来帮助个体给自我的生命赋予某种终结意义。一般而言，一种宗教或道德文化，总是通过为个体的自我人格和某个他者人格之间规定某种规范性关系的方式，来倡导一种带有终极性的精神价值的。比如，在基督教文化中，就是通过确立我与神的关系，即在自我人格对一个超验的神圣人格的确信、仰慕和顺服中，来规定自我生命的终极价值的。[2]
而在一个由党以一种总体主义的方式支配一切的社会中，“我与神”的关系被“我与党”的关系替代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儿的“我与党”的关系，不是指外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内在的精神关系。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导引个体自觉地去建立“我和党”之间的某种精神联系，并且将这种关系看作是赋予自我的生命以终极意义的神圣性关系。[3]
在一个源远流长的红色艺术的传统中，我和党之间的精神联系，被比喻为一个丧失了家园的孤苦无依、颠沛流离的幼儿，重新回到慈爱母亲的温暖怀抱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在本文的标题中所说的“孤儿- 母亲”关系。[4]表现这一主题的颂歌，像《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啊，亲爱的妈妈》等，构成了主旋律艺术的最强音。
《集结号》的艺术震撼力首先源于对这一传统主题的继承。电影是通过一个军事片中常见的情节展开的，连长谷子地奉团长之命，率领全连仅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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